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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的先行者”——记者余熙访谈录
2018-03-29 09:59

余熙

从事新闻工作34年,出版28本著作,在境外举办40余场画展和摄影展,采访过5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六大洲60多个国家讲述中国故事近两百场,以公共外交促成“冰岛?中国文化节”等多项中外文化交流项目……

20年前,中国新闻界泰斗穆青为他的著作或题写书名、或撰写序言,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署名文章《写作?绘画?摄影?交流——余熙的记者生涯》。2年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又以《“中国的马可?波罗”余熙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题,报道他不同凡响的公共外交路;同年,光明日报更以头版头条对其进行大篇幅报道。中共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为其新著《约会巴拿马》作序,标题即为:《余熙,公共外交的先行者》。2017年11月8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将他作为记者典型加以报道。

如今,余熙已届63岁。荣誉等身的他,身退心不退,依然“跨界”活跃于新闻、写作、摄影、绘画、公共外交等不同领域。

1991年8月,余熙(右)在瑞士首次举办演讲会,介绍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瑞士之旅,开启27载漫漫公共外交路

记者:余老师好!2017年11月21日,巴拿马总统首次访华,即与您亲切会见并接受两部赠书。这在中国和巴拿马刚刚建交之际,意义非凡啊!您近两百次走出国门,在国内外举办过40多场个人画展和摄影展,在六大洲讲述中国故事近两百场。作为地方媒体的记者,您如何吸引到了国际人文交流舞台的聚光灯?

余熙:我前两个月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约会巴拿马》和《你好,巴拿马》,均为中国首次出版的巴拿马主题著作,填补了中国出版界该题材的空白。2017年11月,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在上海与我亲切会见时,欣然接受了我的赠书,并感动地说:“您的两部著作是两国人文交流的典范!”

27年来,我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坚持不懈开展国际人文交流活动。说起缘由,其实有些偶然。

1981年,我在长江三峡的客轮上画水彩写生时,邂逅了瑞士画家彼得?迈耶先生。他非常喜爱我的画。在相识相知的前十年,他常常从瑞士给我寄来小礼品,而我就回赠他水彩画。在第十个年头,他所在的奥尔滕市泽塔美术馆馆长从彼得处看过我陆续寄去的20多幅水彩画后,非常惊讶,赞赏道:“这些画既不失西方水彩画的清亮和明丽,又有中国水墨画的韵味!”于是邀请我去瑞士举办画展。1991年7月,我带着80多幅水彩画来到了瑞士。

那个年代,瑞士人对中国了解极少但又十分好奇。在展厅里,观众问了我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你爸爸是不是留着长长的辫子?中国女人是不是还缠着小脚?尽管国内并无任何组织和领导向我交办外宣任务,但我觉得作为中国记者,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向这些瑞士朋友说明真实的中国。于是我主动提议举办“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主题演讲。两个小时的演讲,引来瑞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新华社发出通稿《“中国艺术”令人神往——余熙画展轰动瑞士》;参考消息也发表编译外媒的新闻《中西合璧 手法细腻 内涵深邃 中国青年画家余熙画展在瑞士受到好评》。来自海内外的积极反响带给我启示:国际社会太需要了解真实的中国!中国人太需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自此以后,只要有机会去国外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我都会千方百计地争取各种机会向世界人民讲述中国故事。1996年我访问美国期间,就主动要求去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向全体学中文的“美国准外交官”做了题为《从中国儒释道意境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当时的新华社华盛顿分社副社长周锡生发回通稿《余熙用精湛的中国艺术感染美国听众》。如今,我已经在全球六大洲讲了个遍,有近两百场次。

28部著作,立体呈现人文交流成果

记者:迄今您已经出版了28本专著。这些纪实文学著作和美术、摄影作品集,无不以生动、鲜活而受到中外读者的喜爱。令人惊讶的是,很多著作都是在采访时间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完成的,写巴拿马,只待了短短的13天;乌拉圭停留了半个月;写46万字的《走向阿尔卑斯世界首富之国——瑞士探秘》一书,也只在瑞士待了3个月;冰岛只有8天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却有这么高的效率,是怎样实现的?

余熙:报社同事曾称我是“拼命三郎”。每当置身于国际交流和公共外交场合,我就有点像一台不知停歇的机器,好像开启了“永动”模式似的。

我搜集信息的方法是“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采访中确保全方位的信息搜集状态,尽可能地调动记者的新闻敏感、作家的心灵敏感、摄影家的镜头敏感、画家的形象敏感、社会活动家的交流敏感……我珍惜采访的每一分钟。对每个场景、每次际遇都仔细观察和探究,因为这些都是稍纵即逝的瞬间。采访时,我立体地听,立体地写,立体地摄,有时候还要立体地想象。此外,“眼疾手快”也是一个合格记者的基本功。在采访巴拿马旅游部部长时,我会在用右手紧张记录文字的同时,又用左手持相机将部长本人及他办公室落地窗外优美的景色拍摄下来,而我的脑海里则是不停歇地思考着下一个提问。这位部长有感于我的工作状态,连声赞赏不已。当得知我要写关于巴拿马的新书时,他主动表示要写序。

说实话,这种高强度的采访,不仅要拼心智,拼脑力,还要拼体力。一部单反相机几斤重,需要频频举放,还要蹲趴侧弯,确实非常辛苦。年过六旬,体能逐渐下降,但是进入采访状态后,我依然如同上紧了发条一般忘记了疲倦。在采访武汉遍及五大洲的20座国际友好城市时,与我同行的年轻人无不感叹“太辛苦”!我用60天时间系统地采访了20座国际友城,很快就撰写并出版了中外文版长篇纪实文学《余熙探友城》和摄影集《好友在远方》,还在武汉美术馆举办了大型纪实摄影展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称赞此举“全国没有先例”“具有首创意义”。

记者:那么多的国家,语言完全不同,很好奇您是怎么在短时间内捕捉到如此丰富信息的?在陌生的国度,您没有亲戚朋友,甚至没有熟悉的华人……

余熙:去任何一个国家前,我都会做大量的功课。我是自费出国,支付不起请翻译的高昂费用。我采用的方法,一是多语种综合发力,即大胆地用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中的单词词根进行“杂糅”,通过肢体语言,再结合语言环境与背景,往往能把握住大概意思;二是比较重要的场合,就广泛借力,通过中国大使馆、大学、社会团体及华侨华人的帮助,满足诸如正式演讲、接受记者采访、会见元首、首脑等重要场合的语言需要。

外语非常重要,但并不是走向世界不可逾越的绊脚石。外语,充其量不过是工具而已。排在第一位的,是探求世界的巨大勇气和投身公共外交的满腔激情。

记者:您采访了五十多位国家元首,一百多位大使和两百多位国外知名人士。您的著作似乎有个“标配”——每一本书通常都会有中外两国大使写序。而为您写序的省部级以上的领导人,也达十几位之多。能请动这些“大腕”,显示了您作品的分量和您的人格魅力。

余熙:坦率地说,有这么多的中外大使和政要写序撰文,我很幸运,这得益于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的巨大魅力。

投身公共外交27年来,我秉持公心,摒弃一己诉求,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我的个性和追求,予以长期信任和高度支持。

我的纪实文学著作以人文交流为最高追求。以整书描写某一个国家的有10多本,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有些国别题材,至今在中国还没人出版第二本。

这种追求“第一”的勇气,既是对自我的挑战,更源自对愈加开放的中国迫切与世界开展人文交流的一种配合。

研究并介绍一个国家,需要有从宏观到微观的概括驾驭能力。特别是对于此前完全陌生、没有先例可循、参考资料匮乏的某些国家,常常令人筋疲力尽。我早期出版的大多数著作,均面临没有网络、史料素材极难查询等巨大困难。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从采访时就下大气力,不懈地开掘各类信息源。

撰写纪实性著作,内容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当属第一。比如,写巴拿马时,在中国极难找到与巴拿马有关的各种资料。为此,在巴拿马采访期间,我就格外认真地开展考察、调研和甄别。在短短的13天里,几乎不敢放过任何可能会被写进书里的细节。我格外注重形象和细节的描写。采访中会详尽记录主人公的各种细节特征。因此,不少读者反映,生动好读是我纪实文学的一大特征。

我所有著作的目录全都以中外文双语呈现,有几本被全部译成外文。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希望不只在中国叫好,还要让所写国家的读者知道大致内容。如今,已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的驻华大使希望邀请我去访问交流,最好也能写写他们的国家。

写作纪实文学,就是用自己的生命记录别人的生命。比如,2002年我在法国期间,设法登门采访了程抱一、赵无极、皮尔?卡丹、保罗?安德鲁等五十多位法国知名文化人。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教授起初拒绝我的采访,第二次又要求我读完他的二十多本著作后再提采访要求;当我真的读完那二十多本书后,他被感动,诚恳地接受了采访!后来,我的万余字纪实文学《摆渡蓬山沧海间》在中国文化报刊登后,又被《新华月报》和《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巴黎举行的新书首发式上,程教授不顾高龄亲自出席致辞,对我的人文交流成果再三热情赞赏。

就这样,我以一己之力,运用新闻、文学、摄影、美术、演讲、交流等多种形式,阐发对中外人文交流的追求,弘扬公共外交的理想。

近二百场演讲,用中国智慧赢得人心

记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历史使命。作为非职业外交官、非职业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者的新闻记者,您的演讲受到世界各国听众的欢迎,并被所在国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例如您在阿根廷的演讲,被当地媒体评价为“帮助阿根廷人民真实地触摸到神奇的中国”“推开了阿根廷眺望中国的又一扇窗口”。您讲故事的技巧,主要有哪些?

余熙:首先,注重演讲题目的设计及听众接受度的把握。怎样才能把故事讲得让人家喜欢听?我的办法是:注重人文交流!即把演讲主题设置成能够吸引最多听众的题目。比如,2017年4月我在老挝国立大学讲了一场《从中国当代油画中的女性和青年看中国文化》,就是以60幅有关中国女性和青年题材的油画为载体,讲述中国女性和青年群体在中国的命运变迁及当代精神风貌。听众对这些中国故事听得津津有味。

另外,我注重寻找两国之间的共同点。2016年我在阿根廷进行了两场演讲,题目分别是《中国——阿根廷社会文明形态的交流与融合》《中国约会阿根廷》。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寻求各种资料做PPT,运用丰富的图片对比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的异同。在讲述文化时,我分列出社会文化、学院文化、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等不同层次。我去过几次阿根廷,拍过大量照片,从中遴选出有代表性的画面诠释主题。如把阿根廷街头和中国街头卖棉花糖的图片放在一起,比较两国社会文明的异同,令听众趣味盎然。我以阿根廷民间传说——“从武汉往地心钻个洞,地球对面的出口就是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这样的细节拉近与听众的距离。演讲结束后,大量听众围上来继续提问不愿离去。

演讲时,我力求表达轻松、诙谐,有时还幽它一默,开点玩笑。比如,在德语国家,就先用德语讲几句当地的俚语。我从来不念稿子,自信地与听众进行眼神交流,希望他们不仅获得认知的快感,也获得审美的快感。

记者:您的演讲在当地媒体上的“出镜率”很高,可以说您的演讲是宣传中国的第一通道,而国外主流媒体的发声则成为传播中国声音的第二通道。怎样赢得第二通道,从而实现传播效果的叠加效应?

余熙:我比较注重对重大外宣题材的事先策划、事中彰显、事后传播。

在各国演讲,并非只求一讲了之,而是既追求现场效果,又追求演讲后所在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效应,后者才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完美收官。

我认为,与其讲给一百位现场普通老百姓听,不如讲给十个乃至一个记者听——因为记者是有能力把中国故事进行“二度传播”的人,能影响更多有影响力的人,相当于在做“信息加法”。因此,我在策划演讲时,常常主动向外方提出邀请所在国主流媒体记者参加的要求。记者来了以后,我又主动向他们提供资料。

演讲中,我还注意为各国主流媒体的记者预留出对话时间。讲完之后我会叮嘱少数媒体记者留下,单独和他们深聊,以使中国故事“借船渡海”。常常是在第二天的媒体上,我会读到或收看到自己希望表达的、能够正面、准确传播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声音的观点和新闻。

用人格力量,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展现独特魅力

记者:近两百场境外演讲,都是您自愿和主动承担的,有时甚至还需要自费,耗神耗力甚至还耗钱。是什么力量让您始终如一、坚持不懈?

余熙: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每一个中国公民责无旁贷的义务。如果能以民间身份讲中国的故事,传播效果将会更好。

我不太欣赏遇事个人利益当头的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长达27年的公共外交生涯中,我一直致力于把“一己之力”的“力”,设法放大成为“力大无边”的“力”。通过做“力的加法”,来实现公共外交的倍增效应。有这样一种心态,见缝插针地寻找传播中国声音的机遇与空间,就不会是一件难事。

我没有忘却我的“初心”——用一种优雅的姿态、平和的心态和艺术的状态,奋力实现心中的梦想。而习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个梦想的归宿。

当今世界,无论你身在哪国、信仰如何,也无论是否愿意,你实际上已经处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只有共同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才能拥有安全、文明、幸福的生存环境。有什么理由放弃自身原本即承担着的时代责任?

至于说到“常常自费”的问题,我想,投身于公共外交,肯定需要成本。只要能够把事情办成,支付一些费用,也很正常啊!

曾多次有听众问我,你在国外遇到过尴尬或气愤的事情吗?

说实在的,尽管去了那么多国家,我却很难回忆起有什么特别不愉快的事情。我信奉“慎独”的法则。“人必自重而人重之”。若要人们尊重你,首先得尊重人。无论行走到哪个国家,我对自己的品行、举止、谈吐等都有严格要求,这样谁会刻意给你制造不快呢?

能够成长为一名公共外交活动者,社会助推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源自心灵深处的一种文化自觉乃是重要的原因。我自幼家庭贫困,8岁时父亲去世,16岁至20岁的5年间一直在农村当知青,返城后也是一名整天脏兮兮的修车工人……文化自觉使我大量吸收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并且为彰显这种先进文化而努力付出。

记者:您为了国家利益不计个人得失,这种高尚品质,帮助您赢得多个国家元首的赏识。听说有的元首还请您到家里做客,发展个人友谊?

余熙:是的,确实有些国家的元首邀请我去过他们的家中。例如,冰岛总统奥拉维尔?格里姆松,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乌拉圭前总统路易斯?桑吉内蒂……

从年轻时起,我就对了解世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学习绘画以后,我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很是着迷。人人平等的理念,从小到大根深蒂固地深植于心。因此,无论是会见国际政要名流,还是普罗大众,我都能在心态上与其保持平等,充分尊重但绝不刻意逢迎。我通常会不卑不亢地提问,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新闻信息。对话时我敢于坦诚直言,在与政要名流交往时,保持澄澈的目的和纯净的心灵。这或许是我和一些高端政要交流后,能够升华为个人友谊的原因。

记者:1997年4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著名新闻人穆青撰写的《写作?绘画?摄影?交流——余熙的记者生涯》一文,对您赞誉有加。这种殊荣,新闻界没几人能有呀!

余熙:我和新闻界前辈穆青的年龄相差30多岁,但我们是难得的“忘年交”。我非常敬重穆老,更有幸与穆老在精神上有着奇特的共鸣。穆老非常爱护我,对我的公共外交活动也给予了指点和支持。1991年和1995年,我启程前往瑞士和保加利亚之前,他就分别写信给新华社日内瓦分社、索菲亚分社社长,请他们为我提供支持。1993年,我出版《走向阿尔卑斯——地球首富之国瑞士探秘》一书,穆老青欣然题写书名。1996年,我出版《走向密西西比——美国辩证》一书,穆老又撰写了序言。1997年,穆老还邀请我出席新华社举办的“穆青新闻研讨会”,并点名要我在大会上发言。

穆老发表写我的文章,是对我的巨大关怀和鼓舞。穆青前辈留给我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支撑我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

逐梦依旧,继续向往诗与远方

记者:您在境外举行了四十多场绘画、摄影展览。把画作用于公共外交,并促进中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用艺术的魅力深化人文交流,您的作品也实现了多重价值。当绘画、摄影与文字相得益彰地呈现在各国观众面前、出现在您的著作中时,大家不由感慨:“多面手”才华真是值得大大点赞!

余熙:绘画、摄影和外语都是自学的。我最新的摄影作品展览,是2018年2月春节期间在武汉黄鹤楼公园举办的《中国摄影家余熙镜头下的韩国平昌》,吸引了20多万中外观众。

我终极的理想是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而绘画、摄影等则是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具备的多种能力。我有个习惯,就是追求完美。从小我就喜爱绘画,虽然现在画得不多了,但对艺术的追求依然不曾懈怠,总是千方百计保持对艺术的高度敏感。只要来北京,我就尽可能地抽时间去逛798艺术区,欣赏观念前卫的艺术作品。

画画和新闻,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自身艺术的修养,可以潜在地影响新闻职业,决定是否能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习惯于用审美的眼光审视世界,用形象思维窥视社会,这也有助于我在心中时时幻化出不同画面,对社会、对人生进行更深层次的心理解构。

记者:在很多人的眼中,您这一辈子足够丰富了,可以好好休息,安享天伦之乐了。您认可吗?

余熙:我的朋友说,你退休之后比原来更忙碌了!确实如此。

尽管已退休,但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照常运转,我依然承担着国家、省、市和报社的某些涉外工作及对外新闻采访和国际文化传播的任务。

2016年11月,我在西班牙演讲期间,正遇上古巴的卡斯特罗主席逝世。长江日报让当天拿出两个半版的稿子,我立即终止活动连夜赶稿。第二天,长江日报的第一、二版都是我写的新闻。几天后在巴黎又遭遇恐袭预警,报社又约稿,于是我继续供稿。在欧洲的短短旅程中,居然连发了好几个专版。

长江日报是我温暖的家园,对我的公共外交活动非常支持并给予新闻报道。如我会见巴拿马总统并赠书,长江日报用两个版的篇幅进行图文报道。2018年下半年,报社还将邀请我参加大型境外采访的活动。此外,我还经常参加国家级社团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并应邀到各地演讲。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已经退休3年了。如此高频率地参加活动,虽然身体会比较疲惫,但能为公共外交多做点事,感到很愉快。

思想有多远,人生的脚步就能走多远。我这一生,似乎就是寻梦、追梦和圆梦。至今,我的梦想依旧;寻梦和圆梦的路,愈走愈宽广。

我依然憧憬着—

—那美丽的诗和远方。 

[责任编辑:孙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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